侨史钩沉│在说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之前，他先抵达了云和

作者：省侨联发布时间：2026-08-20

1940年9月，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走入了浙西南的群山深处。

他是陈嘉庚。自3月从仰光飞抵重庆，12月自云南离境，历时八月有余，纵横十五省，行程逾五万里。从重庆官场的灯红酒绿，到延安窑洞的粗茶淡饭；从达官贵人的奢靡宴请，到抗日军政大学里朱德总司令与学生们同场篮球的平等热烈。一路走来，他目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也正是在这条漫长的考察线上，陈嘉庚完成了毕生最重要的思想转折，得出了那句日后广为流传的判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此时，他站在了云和的土地上。

此行，他的具体目的地，是设于云和小顺的浙江铁工厂总厂。

小顺，这个瓯江畔的小村落，在抗战时期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1937年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内迁，云和成为临时省会，小顺则是临时省会的东大门。1938年，浙江铁工厂总厂迁至小顺，由时任省主席黄绍竑兼任董事长。工厂从18个技术工人、20多台机器起家，发展到拥有四个分厂、三千余名员工和上万眷属、机器一千余台。每月可生产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五十余挺、手榴弹五六万枚。产品不仅装备了本省二十一个团编制的抗日自卫团，还远销广东、贵州、福建、安徽等地。这里，是东南抗战后方最重要的军需生产基地之一。

据《莲都区志》记载，1940年9月22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兼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团长陈嘉庚一行4人（侯西反、庄明理、李铁民）抵丽水县城慰问。晚，陈嘉庚在欢迎会上发表抗日演说。

9月23日，结束丽水城区活动之后，他顺着瓯江水路逆流上行，坐船前往云和县小顺村，专程视察当时浙江规模最大的战时兵工基地 — 浙江铁工厂总厂。

云和县档案馆所藏《浙江铁工厂档案》，完整记录了这段史实。时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厂长黄祝民陪同陈嘉庚，依次走访锻造、枪械组装、手榴弹加工等主要车间。他亲眼察看三千余名劳工的作业环境——依山搭建的木质简易厂房、老旧机床、手工打磨零件的场景；详细了解工厂每月量产步枪、轻机枪、手榴弹的产能；走近一线军工劳作的工人，询问物资供给、伙食标准、伤病保障、设备耗材等具体难题。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将后方军需生产的真实状况记录下来，带回南洋，告知海外侨胞。

在秦香庙改建的工人大礼堂，面对数百名兵工工人，他慷慨陈词地说：“抗日战争的胜败关系着我们生死的关头。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日本是一个小国，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大国难道会打不过小小的日本?只要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话音落下，礼堂里是长久的掌声。

考察结束后，陈嘉庚沿瓯江上行，经龙泉赴浦城，继续他的万里行程。

若将云和之行放在1940年慰劳考察的全景中审视，其意义远不止于慰问本身。

陈嘉庚此行，名为慰劳，实为考察。他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次集会上明确表述：“余前年回国慰劳，深深注意，国共两党，能否团结抗战，抑或分裂内战，以及两党政治措施究竟如何？故决定既到重庆，亦必亲到延安，以求得知事实。”1940年5月31日—6月8日，在延安的九天，彻底颠覆了他从重庆听到的种种传闻。他看到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盖甚简单”，晚餐“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看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里总司令与士兵同场篮球的平等无间；看到了女子大学里南洋华侨女学生“学膳宿等费均免”的生活保障。他从延安带走的，是一句沉甸甸的判断：“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南侨回忆录》）。

而云和，正是这一思想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作为战时浙江省临时省会，云和集聚了大量从沿海内迁的机构与人员，是东南抗战后方的缩影。在浙江铁工厂，陈嘉庚看到的不是重庆官场的奢靡敷衍，而是一种近乎沉默的坚守——简陋厂房里三千工人的昼夜劳作，山城街巷间普通民众在物资匮乏中的坚韧承受。这一切，与他沿途所见的各地情形形成了新的对照，也与他心中正在成形的判断相互印证。

1940年11月14日，陈嘉庚在福建大田集美职业学校操场上向师生发表著名抗日演讲《有枝才有花，有国才有家》，正是在这篇演讲中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这结论，是在这样一次次实地的观察、比较与沉思中最终确立的。云和之行，便是这条求索之路上一次沉默却不可忽略的驻足——它在陈嘉庚思想转变的坐标系中，构成了对后方基层抗战实态的现场确认。